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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课纲行动靠社运 正视真实社会与课本的差距

2020-06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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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课纲行动靠社运 正视真实社会与课本的差距

在抗议课纲的行动中,王品蓁感受到书上写的和实际上是两回事。摄影/黄耀徵

第一次由高中生发起的学运,十五到十八岁的他们,几乎没有社会运动经验,拒绝被代表,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言语,清楚的说出自己的见解和诉求。从运动过程中,他们看见真实社会与课本的差距,走出教室的青少年上了街头,勇敢地拨开那些企图混乱他们过去未来的髒手。

王品蓁:没投票权说什幺都没人理,让人感到心酸

谈到社会运动经验,我其实是菜鸟。去年三一八运动期间,我每天都躺在沙发上看新闻,并不太关注社会时事,说来有点惭愧。我是篮球社社长,社团对当时的我来说比较重要。直到今年四月,学校发生黑箱校长遴选,才开始慢慢接触到这些东西。

当时一位校内得票率仅二成的候选人,经教育部遴选委员会决议后竟然当选了。我们要求教育部公布遴选过程,并修改遴选办法。网路很发达,遴选开始后,所有过程都在「靠北成渊」脸书粉丝页上更新,学生的愤怒就这样累积起来。

我算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,不小心参与其中,后来接了成渊自救会的主席,接着有人在吵课纲的事情,我也加入了。

以前我不太关心公共议题,一开始踏入这个圈子受到很大冲击。包含一个选举居然黑箱作业,还有我们理性地诉求黑箱课纲这幺久,官员始终如一地敷衍,都让我非常诧异,跟我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。

有一阵子我的心情非常低落,教育应该是国家保障给学生的。可是,到底是什幺样的国家,才会让学生得放下书本,告诉教育部:你教的是错的,我需要的是这样的教育!

我们这一代,从来没有体验过写爱国作文、背诵三民主义,民主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,我们也很骄傲我们拥有这项权利。正因如此,民主受到诬衊的时候,我们会觉得很生气,才要站出来守护。

有人说很多人在后面干涉,但我觉得,教育部的不理睬是因为我们没有投票权,才要呼吁大人站出来。我们只是高中生,没有资源,谁来帮忙,我们都不会拒绝,因为学生需要力量,但这些人不会介入组织的主体性。

我们甚至希望国民党、民进党、绿党、树党,所有政党都公开挺我们说:我也反课纲!这样最好啊,因为今天在管理政府的,就是这些人。

就算学生召集十万人上街,也抵不过这些官员手上一个印章。加上我们又没有权利去决定一个政府如何组成,他们更可以理所当然地忽略我们的声音,这是一路走来很心酸的一点。

我家从小就很尊重我的自主学习,虽然爸妈有特定的政党倾向,但从来不会告诉我应该要怎幺做,给我很多的思考空间。对我反课纲不反对、但也不支持。

而我弟弟今年国三升国一,他就是新课纲的受害者,我想为了自己、也为了他站出来。其实也会很希望有一天家人能陪我一起站在街头,这会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。(成渊高中三年级/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 发言人)

 朱震:完全没意识到「问题」,就是最可怕的地方

我自己对公共议题的啓蒙来自于高中加入辩论社,接触到很多议题,很多政策性的题目、价值探讨、法律比较。但以前对社会议题就是关心跟「键盘支持」,实际上的组织能力、运动经验,这是第一次。

毕竟反核、大埔强拆等事件,离我都有一段距离,课纲却是很直接影响到我。记得有一个牧师马丁・尼莫拉这样说,「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,我保持沉默,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;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,我保持沉默,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;当他们要追杀我,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。」

对啊,事情都到了自己头上,我还不下去反抗,真的没有人会帮我了。我才会在升高三的暑假投入这件事。

我爸、妈其实不支持,但是尊重。对我的担心都是安全顾虑,或是怕功课跟不上。我爸是外省人,是会含泪支持国民党的那种人,但我也很尊重,因为我知道他的外省情结其来有自。

就像我面临那些一看到我们就拚命抹绿、抹蓝、抹黄的党工,虽然很失望,也不会想改变他们,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脉络。

整个行动一路以来,就是被「骂」出来的,到处被骂,做什幺都被骂。这个圈子什幺人都有,很多意见,我们都是从骂声中得到建议,多听多学,毕竟我们没有人教啊。虽然有经验的人愿意帮忙,但我们还是希望保持主体性,我们自己避免、帮助我们的人也会避免「下指导棋」。

反课纲在高中生的圈子里面算是少数。对于课纲的想法,有人经过解释之后可以理解,有人是没机会听、不想听、或没时间听,觉得课纲没什幺好反的,或是完全没有意识到「这有问题」。但这不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吗?你完全认同了政府给你洗脑的内容。

而谈到行动,人又更少了,毕竟抗议很难、很累,暑假可以出去玩,升高三还要準备考试,谁想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?

反课纲行动靠社运 正视真实社会与课本的差距

朱震认为事情到了自己头上,要自己动起来,不能只是等人帮。摄影/黄耀徵

我虽然没有去参加三一八,但它的确影响到很多事情。为什幺学生要冲进去?表示政府给的、跟实际上我们面临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和平理性、有效沟通,你遵守了,却什幺事情都改变不了,这是第一个、也是最大的冲击。

反黑箱课纲运动难以推动,大概就是因为我们是高中生,大家有刻板印象。所以,一开始我们就做好心理建设了,政策可能很难被改变,但至少将这次的运动定义为这个世代的啓蒙运动。

像太阳花这样大的社运,只有一场绝对不够,它或许使得关心社会议题的年龄降到大学,但若没有持续下去,这些人长大了,年龄就会慢慢往上提。

我们必须不断地让每一个世代能更早接触到这些事,更早有独立思考的思辨精神,像是一个源头活水,为社会运动培养源源不绝的能量。(建国中学三年级/北区反课纲高校联盟 总召)

 游腾杰:引起注意思考,开学后希望更多人自主行动

其实早在教育部泼漆行动之后,由于组织内部的争议,我已经退出反黑箱课纲行动的决策圈,但还是会去帮忙。尤其七月二十三日晚上,临时接到他们要行动的通知,想到参与的伙伴都不太有经验,才跟着去,想保护他们。

本来没人预期进得去教育部,更遑论是部长室。而我们在二楼的部长室看着一楼的伙伴被抓,大家情绪都很激动。警察快速地抓人,把伙伴压在地板上、推到墙壁上,直接往外送。眼睁睁看到他们被抓,我们什幺都不能做,感到非常无力。之前说好,冲就是一起冲,也不太害怕,但现在他们却没有办法上来。

大概四十分钟后,警察就攻坚了。之后在保大,二十几个人待在一个圈圈里面,做什幺都要跟警察报备,时时被监控着。律师来了之后我们才能用手机。

在里面很累,也很无聊。有人很紧张、很慌张、有人在哭,他们相对比较信任我,我只能自嘲、说些玩笑话化解紧张的气氛,尝试安抚大家的心情。但其实我自己也不太好。看着大家受到很大的冲击,却无能为力,想要暂时休息一下,闭上眼睛还是感受到强光、耳朵仍听到警方说话。

交保之后,媒体採访完,我到旁边开始大哭。大部分是因为环境压力,十五个小时都在密闭空间里,有强烈的压迫感。而且当时三条案子直接在我身上,以后一个礼拜可能要出三次庭,如果我要去南部唸书的话,乾脆休学算了。

他们会决定冲这一次,是因为当天晚上在师大附中的座谈会,还是觉得教育部的态度非常敷衍。另一部分是因为时间的紧迫,八月一日就是法定的新课纲上路时间,倘若我们还是继续在体制内行动,无法扩大影响层面。希望能引起注意,让大家思考,在开学的时候引起更多人自主行动。

我自己在社运的啓蒙很早,陈云林来台湾的那一次,朋友问我要不要上街抗议。我爸也说「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也好」,就是那一次机缘促成进入社会运动这个圈子。爸妈一直很挺我,小时候很少看卡通,都跟着父母看新闻。是从参与变成组织者之后,他们才有点开始担心,怕我遭到政治追杀。

国三的时候懵懵懂懂,只有準备升学、考试,对「台湾」没有什幺太大认知。我一直觉得社会运动只是少数人的声音,后来自己跳进来才发现,社会运动之所以会变成少数,是因为多数人的漠不关心。

关注课纲议题已经三年了,从十二年国教推动开始,我就是其中一员。我会这幺在意课纲,是因为教育体制就是造就现在升学主义的祸根。

学生要读什幺,并不是重点,而是为了升学、为了考试,学生读书就只会死背。所以国族意识不够的时候,学生对台湾的认知就不够。升学主义很难改变,只能尝试改变他们要灌输给我们的内容,至少不要让台湾主体意识在内容里面被忽视、被减少。

这不只是课纲的问题,还牵涉到教育环境的问题,我们能不能不要以升学为导向,而去注意孩子到底读了什幺内容?而不是只关注孩子考几分?(龙潭高中应届毕业生/反黑箱课纲行动参与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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